穿騎手制服，立虛假人設，拍“訴苦”視頻，吸引流量后賣課、直播變現……

【聚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】虛假短視頻為何“緊盯”外賣小哥？

門檻低、易共情，查辦難、處罰輕，專家建議強化協同治理，鏟除虛假內容傳播土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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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視頻平臺上，一些營銷賬號緊盯外賣騎手等新就業群體虛假擺拍，引發關注。在相關部門及平臺的合力打擊下，此類虛假視頻卻屢禁不止。專家認為，查辦難、處罰輕是其原因。需要構建“監管-平臺-行業-公眾”的協同治理體系，同時，短視頻平臺也需要從內容管理轉向生態治理。

“有些外賣真的不要再吃了，我真的不忍心往你們手里送”“老板用黑乎乎的手抹料”……近日，一名身穿外賣騎手服裝的男子在網上吐槽食品安全，該視頻被廣泛傳播。

據外賣平臺通報，自6月中旬起，該男子發布的數十條視頻中，都是身穿外賣騎手服裝，哭訴自己“凌晨4點送外賣”“每天跑十幾個小時外賣”“一個差評一天白干”等悲慘經歷。經核實，該博主實際僅送了3天外賣，累計10單。而且該博主拍攝的視頻內容，與此前被認定為虛假擺拍賬號的內容和風格雷同。

這些視頻是巧合還是有劇本？一些虛假視頻為何緊盯外賣騎手等新就業群體？在相關部門及平臺的合力打擊下，此類虛假視頻為何屢禁不止？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。

虛構騎手身份，捕捉“流量密碼”

7月16日，四川省眉山市青神縣公安局接到外賣平臺公司舉報稱，某視頻賬號“小王哥的旅途”冒充外賣騎手，拍攝和發布虛假擺拍視頻。民警調查找到了“小王哥”鐘某，鐘某對其冒充騎手、編造虛假信息引流的行為供認不諱，經民警批評后，才刪除全部視頻，銷毀涉事衣物并提交悔過書。

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發布的《靈活就業類謠言傳播機制與治理路徑研究》報告指出，涉“騎手、網約車司機”的謠言年增長率超過150%，其中涉“騎手”相關謠言較多，占靈活就業比例達28.72%。

研究發現，這些謠言主要涉及收入狀況、與平臺關系、行業政策等，一些博主故意利用公眾關注和同情心，捏造、夸大、歪曲信息，虛構圖片，制造虛假人設，策劃對立情節，故意賣慘營銷。

北京郵電大學互聯網治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謝永江告訴記者，這些博主選擇以外賣員、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形象發布虛假視頻，本質上是對“流量密碼”的精準捕捉。

“新就業群體是城市生活的‘毛細血管’，貼近大眾日常，其工作感受易引發共鳴，營銷號通過放大或虛構他們的艱辛，能快速刺激公眾情緒，引發社會關注。同時，這類視頻模仿成本低，降低了造假門檻。”謝永江分析說。

記者在電商平臺搜索發現，不同平臺的外賣騎手服裝均有售賣，頭盔、馬甲、T恤、外衣的售價從幾元到幾十元不等。一件外賣騎手服裝、一輛電動車，對著手機鏡頭說一段話，一條難以辨別真假的視頻可能隨后就出現在了網上。

通過賣“爆款”課、直播帶貨變現

某外賣平臺工作人員告訴記者，經分析發現，一些涉外賣騎手的虛假視頻賬號，其運作模式有明顯的套路化特征：先是虛構各類悲慘故事，然后針對爆款視頻傳授個人經驗，最后私域賣課轉化牟利。

“一旦出現爆款內容，不法分子便利用‘復盤視頻’的方式將網友引流到私域，并通過售賣‘短視頻學習課程’變現。”該工作人員說。

上述僅送過3天外賣的男子，在相關視頻熱度增長后，又發布了名為“視頻上了1000多萬大熱門，我究竟做對了什么”的視頻，并以“下單99元面膜附贈短視頻課程”的套路，誘導網友購買課程。

在中國政法大學數據法治研究院教授張凌寒看來，新就業群體的工作場景貫穿于公共空間與私人場域之間，天然連接起不同社會場景的敘事橋梁。他們的勞動狀態與生活境遇，本身就是公眾關切的社會議題。“營銷號選擇這些群體作為劇情主體，是找到了一條低成本、高回報地生產‘情感商品’并能最大化變現流量的捷徑，這是商業邏輯對社會現實的符號化利用與消費。”張凌寒說。

對此，張凌寒認為，這一亂象帶來的最直接危害，是將一個真實、多元而鮮活的勞動者群體，簡化為臉譜化的戲劇人設，冒犯了勞動者的個體尊嚴，剝奪了其真實復雜的個體表達，可能使公眾對這些勞動者形成偏見。

“如果任由此類虛假視頻泛濫傳播，會形成多維度的負面連鎖反應，包括扭曲公眾認知，傷害群體聲譽，消解社會善意，透支公眾同情心，破壞平臺生態。”謝永江說。

如何破解虛假視頻治理難題

針對惡意虛假擺拍等短視頻營銷亂象，監管持續加碼。今年4月起，中央網信辦連續開展整治短視頻領域惡意營銷、自媒體發布不實信息專項行動，包括從嚴打擊惡意虛假擺拍、散布虛假信息等亂象，重點整治通過劇情擺拍、拼湊剪輯等方式編造事件、虛構或夸大情節等行為。但相關亂象仍然存在。

上述外賣平臺工作人員分析認為，查辦難、處罰輕是虛假視頻亂象屢禁不止的原因。“擺拍視頻雖然給相關企業造成了損失，但如何量化社會危害性成為監管部門和司法機關辦案的難點。此外，在一些案件中，不法分子制作的視頻雖然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，但因為沒直接詐騙錢財，最終僅被行政處罰。”該工作人員說。

張凌寒認為，成本低、收益高是虛假視頻頑疾難以根除的原因。“此類視頻制作成本低廉，一旦成為‘爆款’，流量收益極為可觀，只要這個底層邏輯不變，營銷號便會用層出不窮的變體來規避審查，使得清理行動如同‘修剪枝葉’，而根系依然在蔓延。”

治理此類虛假視頻亂象，謝永江建議，構建“監管-平臺-行業-公眾”的協同治理體系：包括明確虛構劇情并誤導公眾的違規標準，短視頻平臺應對違規賬號實施階梯處罰；對靠虛假視頻牟利的營銷號，可聯合市場監管部門追究民事責任，提高違法成本；短視頻平臺也要提升審核能力，識別“高風險特征”，精準識別行業內的虛假細節。

此外，謝永江強調，還要激活新就業形態行業的自凈力量，外賣、網約車平臺應及時核對人員身份，公開舉報渠道，鼓勵從業者舉報冒用身份的擺拍行為。

張凌寒認為，要實現更深層次治理，短視頻平臺還需要從內容管理轉向生態治理。首先，平臺需要對算法的價值取向負責，通過調整推薦權重，系統性降低虛假、煽情、對立內容的傳播，讓博眼球不再是獲取流量的捷徑。其次，對于批量制造虛假敘事的MCN機構和營銷號，要建立起貫穿各平臺的責任追究與聯合懲戒機制，提高其違法違規成本。(工人日報 記者 陶穩)